夏薇：《明清小说中的性别问题》序言（节选）
国内性别研究在文学方面的实践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女性文学创作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
从对古代女性作品的搜集整理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在女性作品分析中的运用；从1916年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的出版到1931年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古代女诗人的研究专著陆晶清的《唐代女诗人》的出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女性文献整理到20世纪80、90年代自觉的性别意识开始融入女性文学研究，“文学与性别”逐渐成为文学研究各领域不可回避的话题，或者说更令人感兴趣和更能形成多向联结的话题。
要强调的是，以往的关于古代性别与文学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对古代女性创作及作品的研究上，包括才女文化，传统性别观念对女作家的影响，地域文化、家族文化和女性创作的关系，女性创作的文化史意义，女性在传统学术研究中的参与和地位，等等。自《春秋左传》中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说法以后，这种观念对女性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针对明清两代女性的写作及争取著作出版的行为，清人颇有异议：“从来妇言不出阃，即使闺中有此韵事，亦仅可于琴瑟在御时，作赏鉴之资，胡可刊版流传，夸耀于世乎？”[1]
清代才女吴琪（1644-1661）在为《红焦集》作序时表示：“然则古今女子之不朽，又何必不以诗哉？夫抱贞静之姿者，尽不乏批风款月；具挑达之行者，或不解赋草题花。彼有大节或渝，而借口一字不逾阃外，其视集中诸夫人，相去为何如也。”
不仅辩证地痛斥了那些所谓女性的作品一字不能逾越闺阃、流传在外的荒谬说法，也郑重表达了女性为自己书写历史的坚定信心和毫无疑问的性别认同。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即中国古代传统女教使得一些敢于和愿意为自己“立言”的女性始终挣扎在“双重观念”的矛盾之中。《诗疑辨证》曰：“夫古者女教与男教并重。”古代教育对男性产生过怎样的影响，从历朝历代男性们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中，我们已经可以窥知一二。
如果说古人对女教与男教付出了同等的辛劳，那么我们更该明白，古代女教在女性的思想和生活中产生过怎样的作用。一方面，女性希望能够抒情发论，和男性一样公开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另一方面，女性因受到传统和社会的所谓“一字不逾閫外”、“妇道无文”、“由礼而通诗，（不能）转因诗而败理”[2]的女教的束缚，而不敢轻易著书立说。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即，以古代女性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时，也不能忽视这些作品在礼教盛行的创作背景下，其文字中有意贴近社会道德和女教的成分。古代绝大多数的女性创作，尤其是以出版为目的的文学创作，在遇到社会道德与性灵相冲突的情况下，女性们的选择基本都是前者，少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冲破妇德的限制，标新立异。
更别说现在很多研究者正致力于从女性墓志铭中研究贵族女性的生活，恐怕越发不容易接近真相。这些女性们的墓志铭绝大多数出自男性之手，其中所谓“相夫教子”、“妇道母仪”、“温良恭俭”、“敬慎而寡言”之褒誉，又有多少是出于男性的愿望和对活着的女性们的教诲与训诫，则可想而知。
因此，所谓“性别研究”之“文学与性别”，就不能不将两性放在平等的位置来衡量，并且尽量排除可能是虚假和伪饰的部分。女性的作品固然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女性的思想和对理想的追求，但男性的作品也可以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女性的真实，甚至有时候还会是女性自己都看不到、不敢承认的真实。
比如，很多女性的行为实际上是参与到了男性中心的性别制度的建构中的。“父权制通常被视为一种权力和权威制度，狭义上是指‘父亲的统治’，是指由老年人组成的统治集团里年长男性的权力，这一权力向生活在这种制度的社会中的从属女性和青年提供互惠利益。”[3]因此，“父权制……作为制度，女性像男性一样参与到这种统治中”。
《周礼注疏删翼》云：“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教，母道也。”[4]在这样上下一贯的礼教背景下，对中国古代的性别研究不能、也不应脱离了性别制度的大环境而孤立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主流是男性，而非女性。
所以，将男性创作中的性别内涵纳入研究视野中，是研究性别问题不可缺少的环节。尤其对于较之诗词曲赋等文体承载了更广博的社会生活、两性生活，而其绝大部分作者又都是男性的中国古代小说来说，性别研究的方向就应该更加突出地表现在对小说中出现的性别意识，即男性作者创作心理及其性别意识和这种意识对于小说人物的设置、情节的安排、生活情景的选择等方面的影响。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从男性的作品中看到女性对“父权制”再生产的参与情况，看“男性中心主义”如何在两性的共同努力下获得生命并形成牢不可破的社会制度的。
胡适先生说：“史料的来源不拘一格，搜采要博，辨别要精，大要以‘无意于伪造史料’一语为标准。杂记与小说皆无意于造史料，故其言最有史料的价值，远胜于官书。”[5]中国古代小说对于性别问题的研究更是不可多得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比如，很多学者曾经研究过《红楼梦》成为“禁书”的原因，其关注点大都集中在小说所涉及的政治和情爱方面的描写上。却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性别问题。因为，社会性别体制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思想意识形态一样，是整个社会制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红楼梦》产生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大背景下，而封建社会又是公认的“父权制”社会。因此，《红楼梦》不可能没有“父权制”的特征。但有趣的是，作者声称他的小说是要为女性“昭传”。这样矛盾便出现了。
在父权社会中，为女性鸣冤叫屈、为女性树碑立传，一洒同情之泪，这一创作主旨就是和整个体制的悖离，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父权”的再生产。
而“社会性别体制是一个多元复合体。社会性别体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人们的亲密关系、亲属关系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产生合力。制度合力基础是：现有的统治关系是使具有权力者获益的制度，各类的制度设计亦满足获益者更为广泛的利益，因此各种制度合力使其得以再生产。”[6]
《红楼梦》作者因为看到了一些性别的不平等现象，又企图用文字记录下来，并希冀唤醒更多人的同情，公然与主流意识对抗，这种想法和做法当然会引起官方的反感和提防。更主要的是，这种文字的确引发了很大社会反响，只看1791年和1792年程甲本和程乙本的序言就可知道这本书的接受情况，“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
数十金在乾隆年间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两三年，相当于现在的十多万元钱。这么贵的书，依然是供不应求，其受欢迎程度实难想象。另外，其影响也证明了这种书写对于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和整个社会的性别秩序所构成的强大威胁。《红楼梦》的出现除了在闺阁中引发了强烈震撼之外，它甚至也是推动女性参与小说创作的因素之一。
魏爱莲在2006年出版的The Beauty and the Book: 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中认为中国19世纪的闺阁女性开始大量阅读小说并进行小说创作，其影响多来源于《红楼梦》。因此，《红楼梦》被清廷列为“禁书”，也不能忽略了其中所包含的社会性别问题的因素。
“世界各地的人性都大致相同，过去和现在的人性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莎士比亚的戏剧让人深感熟悉，因为其中关于动机、困境、情感和个性的描绘，活脱脱就像在描绘我们自己。福斯塔夫的浮夸，埃古的狡猾，莱昂特斯的嫉妒，罗塞德林的强悍和马波里奥的尴尬……莎士比亚作品中描绘的人性与我们今日所谈的人性并无区别。”[7]
古代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中的标题充分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认知和界定。在男性作者笔下，女性分为以下若干种：“贞女”、“孝女”、“烈女”、“美妇”、“节妇”、“悍妇”、“淫妇”、“荡妇”。在这些概念界定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小说，又是会从哪些方面来表现性别间的相互认知、限制、妥协、斗争和利用的，需要我们更多地去探求。
古代小说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古代日常生活不可忽略的参考资料。同样的，古代小说中所描写的具体生活细节也为性别研究提供了最好的依据。性别意识在史料考辨方面的作用应该在古代小说研究中得到更好地发挥。“古代小说中的性别研究”将是极具学术趣味和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以及社会学价值的研究课题。
翻开中国古代小说，读者所获得的最为深刻的印象不是语言，不是故事情节，也不是叙事结构。以排山倒海般力量不断冲击着感官的恰是活动在其中的各种人。他们好像洒落在“清明上河图”中的一群群的点景人物，匆忙而劳碌地从观者眼前闪过。对他们的第一想法便是：这个是男人，那个是女人。这些男人和女人的各自和共同的生活，构成了一个个短篇或长篇的故事。
如果说小说这种文体承载了最细微、最广阔的现实生活，那么是谁的生活？当然是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所以，要了解小说都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么说会怎么样，我们就要先来了解一下，小说中提到的这些男人和女人，他们对彼此的态度如何？他们喜欢自己的性别吗？他们在对方性别的影响下有着怎样的生活？等等。
史学家有时会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内容来证史，《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长篇世情小说都是其常用之作。小说相对于其他文体来说，虽然是能在最大范围内承载社会生活的体裁，但也并不意味着小说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都可以作为史料来参照。
尤其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我们是通过作者们对各种历史环境、生活场景、人物关系等的选材来判断作者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判断，从而加深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如，卜永坚在评价鲍拉‧萨姆柏里尼的专著《失身：中国小说里的娼妓与男性意识》的文章中说：“作者指出：要理解小说里的娼妓形象及其演变，就意味着理解这些小说的男性作者们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时代，因此，就等于探讨中国男性的意识及其情色想象。作者不认为这些小说可以忠实反映清末妓院日常生活，而认为这些小说是中国男人表达自己对于男性角色的看法、梦想、焦虑的机会，是对于男性意识的虚构。……作者根据这些小说的内容，……把文学作品中的妓女这种语义丰富的人物的生命历程，细致描画，从而探讨中国的男性意识如何通过青楼文学作品而被界定和创造出来。”[8]
所以我们在研究小说时，就要对小说中所提及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内容加以甄别。
虽然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但较之西方阴森恐怖黑暗的中世纪及其影响所及之后世对女性的戕害与束缚而言，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还算是相对平静的。她们的生存状态即便存在很大问题，在对女性历史的书写上，今天的我们也不得不对那些愿意记录下异性优秀品质的中国古代男性表示应有的感谢。
因为，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史传、笔记、戏剧、小说、方志等，都不乏对女性的多种描写，无论是对其美好的赞美与歌颂，还是对其邪恶的讽刺与指责，男人们在不情愿或慷慨激昂地期待中随时随地地记录下他们对女人的爱恋、憎恶、惧怕、敬佩、失望、依赖、对立、抗拒等一系列复杂情绪。
可以说，一部中国文学史，起码有一半是男人的情爱史和两性人际关系史。笔者非弗洛伊德派，不会把什么都归结于性的作用。但是，不容置疑，文学是人学，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情感与理智，文学要表现的正是此两点。男性中心社会的文学要表现的就是男性的情感与理智，即男性的各种欲望、需求和期待，以及他们对这些念头的控制力。
在男性的这些需求中，包括了对政治的渴望、对金钱的向往，还有就是对女人的欲望。而对政治和金钱的渴望，其最终目的有时候也还是为得到心仪女性及满足性爱的需要。对异性的需求和向往，一直都是支配男性进行社会活动的主导力量。有人偏重于性，有人偏重于情。因而，对异性的审视、判断和结论也大不相同。
和对头脑中经常出现的政治、经济等问题一样，男人每日在头脑中都要反复多次地想到女人，也就会反复多次地对她们进行思考和品味。
男性知识分子还会在思考的同时记录下他们的看法和主张。有人把对女人的恨写入《水浒传》，有人把女人的用途写入《三国志演义》，有人把对女人的恐惧写入《西游记》，有人把对女人的淫念写入《金瓶梅》，有人希望女人像清代乾隆“各种釉彩大瓶”一样有丰富的功能为他所用而写就了《聊斋志异》；政治家们为了让所有女人听话，把那些和他们一样急功近利、追名逐誉的女人的行为写入旌表文中；史学家们为粉饰无能君主，创造出红颜祸水、牝鸡司晨等新词，让女人们代君受过，以慰藉男人充满无奈和无助的灵魂；诗人们极写闺阁之乐，词人们争制青楼之娱；有情的伤春，有义的悼亡；更有人把他眼中耳中心中的智慧之女写进笔记，很幸运地还包括了她们的文字和善举。
回望历史，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文学的，男人们终究放不下女人，忘不掉女人，不能没有女人，而女人也因此获得了一部分自己的历史。虽然这种历史不完全是女人自己亲笔书写，但换一个角度想，男人为自己书写的历史又都是完整而没有偏颇的吗？
执笔者未必公允。当代社会，在女性可以书写自己历史时，不还是有一大部分在放肆地使用着身体写作，在利用早已被古代男性批判过、不该用于女性书写的意识来驱动她们的笔墨，借以取悦和满足异性的需求来达到个人目的吗？
从这一点看，古代很大一部分的男性书写的女性历史的真实性及其高雅与优美远胜于生活在有着自由意志之社会中的女性之所为。因此，面对着浩如烟海的记载着女性生活的古代文献，笔者心有二喜，一喜的是可以通过男性的书写如此近距离碰触到古代女性的具体生存状况，二喜的是可以通过这些女性生活的文字呈现，更真切地了解和把握男性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意识。
本书前三章从史前社会两性之间可能存在的状态谈起，将两性之间的争战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期，并着重研究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性别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两性战争的持久战的第一个阶段中，两种性别的处境和表现。
第四章分析了《红楼梦》这部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典型地为女性而作的小说。很多人想当然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但要考察这一定义的真伪，就应该对以下几点进行详细论证：《红楼梦》到底算不算是一部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它包含了怎样的女性主义思想？其女性主义思想的程度如何？
本章通过对古代社会物质基础、智力自由度、男性学习、理想女性关系、经济独立观和女性的写作性别等方面的考察，得知《红楼梦》是一部男性书写的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更准确地说，是具备了一些女性主义特质和内涵的作品。
这种男性书写与女性书写有一种很明显的不同，就是其中客观上所反映出来的女性主义思想跨越了18世纪女性主义运动的最初目的，直接上升到女性主义运动的高级阶段，即并不是以对男性中心的权威的抗争、希望从政治法律制度上争取到应有的权力与权利为主旨；更多的是针对女性思想和意愿上的真正的自由解放以及女性生命价值的认同而展开思考。
经过检验以后，我们发现，作者的这种认识是先进的，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类至高理想不谋而合。
有些遗憾的是，这一结果，并非作者有意为之。他不是在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精神指导下来进行小说创作的，他对女性的认识完全基于个人的情感、经验与感受。
因为作者所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社会习俗的局限性，造成了《红楼梦》所包含的女性主义思想没能完全摆脱男性中心主义的束缚，虽说在客观上似乎超越了女性主义运动启蒙时代的实践，但那也是因为作者并没有认为女性应该在各种权利上都拥有和男性平等的地位的结果。
可以说，《红楼梦》虽然也包含了一小部分19世纪以后西方出现的诸如“文化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多元文化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内容，但它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确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
但不论怎样，《红楼梦》以男性书写的形式为两百年来的女性留下了记忆，为她们构建了一段历史，虽然这段历史并不完整，也不够完善——历史总是这样的——但《红楼梦》是为中国几千年“失声”的女性开音的首位值得一提的功臣，这一点是永远不可抹煞的。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人类社会无非是两性社会，任何书写也都是性别的书写，都能相应地从中嗅到和寻找到两性的信息。大到整个世界的建构，小到一个研究领域的历史书写，如果只为一种性别而存在，那么一切都会是偏颇不全的。
比如在考古学领域，没有女性研究者参与的研究将会是充满缺失与偏执的，“石制和骨制的砍切工具，尤其是投掷武器的尖头，被认为大都是男人制造和使用的。……
妇女所用的材料的遗存——大多还停留在假想阶段——比如编篮子的柳条、制作袋子和其他有用的器物的绳索，都是植物性的，很脆弱，不易保存。用植物性材料做成的东西在地下不能持久保存，除非在最异常的环境中，比如极端干燥的洞穴，或是淹没在绝氧的沼泽里。
它们属于称作‘易腐烂物’的一类物品，还包括皮革、皮毛及其他有机材料。因此，大多数男性考古学家发现的几乎全是石制工具和武器，于是推定更新世及更早的时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女人基本上被忽略了。直到最近，有些考古学家……
去找寻石制和骨制工具之外的其他许多东西，但他们倾向于忽略（或无视）任何残存的证明妇女角色的证据。这种偏见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应验的，但与其说它是针对妇女的蓄意的、卑鄙的阴谋，不如说是无意识的偏见。……
科学家是时代的产物，这一点对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来说，几乎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今天，多数科学家（无论男女）已经意识到自己头脑中存在着这种未经检验的臆断，至少在从事科学工作时尽量考虑周祥。……
然而，更为关键的是，近年来加入考古学（和古生物学）从业队伍的女性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
现代女权主义运动于1960和1970年代以强劲之势登上舞台，但波及史前考古学的时间较晚。只是到了1984年，随着一本关于方法和理论的学术著作中一篇广为阅读的文章的发表，女权主义才惠及史前考古学。
在这篇题为‘考古学与性别研究’的文章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梅格•康恩和明尼苏达大学的珍妮特•斯佩克特这两位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们重构历史时被无视的女性——那些既非女王亦非女神的女人们身上。自那时起，众多史前考古学家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了性别（gender）问题上。”[9]
由于女性的参与，考古学开始关注第二性的问题，也从而填补了人类考古史上的空缺。这也是性别研究的意义所在。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对整个人类自我认知的改变和丰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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